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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慕尚装饰设计好不好?不专业质量差服务差,收费不办事,毁约还扣定金_政协委员:全国一年药品回扣额多达450亿元

2017-12-14 00:52

每年拿药品回扣450亿元,过度医疗浪费1800亿元

什么药能治中国医生的“病”

医生抱怨政府投入不够,自己是体制的替罪羊

看病离不开医生,医改也离不开医生。然而,在本次医改中,医生总体上是被动而沉默的。这不是说他们没有话讲,也不是他们没有问题讲。事实上,正如一些评论所说,中国的医疗体制“病”了,体制中的医生也跟着被传染着。什么药能治中国医生的“病”?两会上,委员们议论纷纷。

管住医生的处方笔,“回扣”不容回避

“现在的大环境是,不拿回扣的医生在科室、在医院就会成为"另类",因此只要有人送,谁都敢拿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重华说,尽管各方都刻意不提及,但是医疗体制改革不应回避医院中各种名目的“回扣”,管不住医生的处方笔,看病贵的现象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。

据陈重华了解,药品回扣,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,是药品零售价的20%~25%,即使保守一点,按15%计,全国一年的药品回扣额也达450亿元之巨。如果算上在回扣驱使下所开不该用药的金额,那将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。各种检查所用的耗材、试剂也是如此。

陈重华举了浙江某市的一个例子。该市CR设备招标,竟出现投标价负7万元的怪事,但随之而来的是连续几年必须使用该厂耗材的协议条款。这明摆着是将设备款转移到耗材中去。如果没有足够的耗材回扣,这种耗材的使用量就不可能达到厂家获得相应利润的可能。

高值耗材,尤其是植入性耗材,更是回扣惊人。卫生部组织高值耗材招标后,浙江一医院某科室,再与厂家谈,明言要把应给医生的回扣统一交给医院,仅此一个举措,价格就在招标价基础上,下跌了25%~30%。这就意味着没有这样做的医院,医生每用一件这样的耗材,回扣可达2000~3000元。

“试问,在这样的情况下,能够做到合理施治吗?怎能不过度医疗?医疗费用又怎么能得到控制?”陈重华采用了一个专家的估计,每年不合理施治所耗费的医疗费用,保守计算也要达到总费用的三成以上,即全国的总额应在1800亿~2000亿元之间。

陈重华以为,这么严重的形势,仅仅靠药品、耗材的招标是不能改变的,卫生部高值耗材的招标就是实证;靠虎头蛇尾的反商业贿赂也是难以解决的,这一点早由愈演愈烈的回扣风所证实。

他建议,回扣风劲是长期以来人们默认的结果,是只惩罚受贿者,不惩罚行贿者的结果,有必要严格按刑法的规定,严惩双方。唯此,才能从源头上有减少回扣的可能。同时,卫生监督部门应在规范临床路径上多下工夫。之前,这方面虽有举措但大都未落实。卫生部在《处方管理办法》中规定“医疗机构应当根据本机构性质、功能、任务,制定药品处方集”,可是颁令三年,却未见一家医院实行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医生拿回扣肯定是有的,也是不对的,但是至于到了什么程度,他不是很清楚。说到原因,既有体制上的,比如以药养医的长期实行;也有个人道德品质上的。“现在医改搞医药分家,再加上其他措施,我相信会逐渐好转的。”

眼里只有钱的医生肯定不是好医生

“光靠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如果一个医生眼睛就盯在钱上,那他肯定不是也当不成一个好医生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告诉记者,想到医改就是加大政府投入的看法是不对的,如果调动不了医生的积极性,“钱给多了,反而更糟糕”。

长期以来,医生的收入始终是一个难分难解的话题。根据自身的经验和舆论的孕化,公众倾向于认为医生是开大处方、大检查的“白狼”,进医院都得大着胆子、精力集中方能免于被宰;按照账面的工资和收入,医生们则抱怨说,医疗服务费几十年不涨价,一个医生的挂号单只有区区几块钱,对不起自己多年的学习和辛苦的劳动,没有更高的待遇怎么可能笑着干活儿?

在全国政协医卫组的讨论上,医卫界代表强调最多的就是政府的投入。他们认为,医疗界诸多怪现象,比如大处方、大检查,跟政府没有担当起责任有关,财政投入不足更是难脱干系。病人感觉看病贵、看病难,不应该把责任全推到医生头上,医生只是体制的替罪羊。想要牛干活儿又不给牛吃草,天下没有这样的事儿。何况,以药养医是原来的国家政策,利用市场手段发展医疗资源是政府默许甚至推动的。如今要公益性,要让病人舒服地看病,政府就该拿出更多票子来。

黄洁夫认为,这是委员们代表医生在发牢骚,未必当真。如果仅仅以钱而论,投入多少合适?医生收入多高才行?“钱多少也不嫌多,李嘉诚也是缺钱的,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。”他说,美国人每人每年医疗费用7000多美元,是中国人的几十倍,但是结果仍然不能令人满意;毛泽东时代,中国医疗投入寥寥,可是它带给中国人的服务和保障举世为之叹服。“医生们只喊投入,说明他们的积极性还没有调动起来。”

如何调动医生的积极性?黄洁夫说,只用钱来调动积极性是不靠谱儿的,因为现实中并不是谁钱越多越幸福、官儿愈大愈快乐。何况,当初在择业的时候,大家肯定不是为了赚大钱才当医生,否则应该选择商学院或者去卖房子。一个医学生进校门第一件事就是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,宣誓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为患者福祉服务上。“我觉得三方面要满足:第一,社会的尊重和认同;第二,能安居乐业体面生活;第三,有职业发展空间。”

目前,医患关系非常紧张,社会言论对医生的压力很大,医生无法从自己的职业中找到成就感和荣誉感。人们对医生、医学存在不少的误解。如果能够改善执业环境,让医生觉得自己很体面、对社会很有用处,让有医生的家庭感到光荣,那么这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激励。

“财政的钱也是老百姓交的税,政府自己是没有钱的。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当然,我也希望财政多关照医疗,但是我不认为,只要投入多了医改就能成功。调动600万名医生的积极性,这也许比几百亿投入还要来得管用。”黄洁夫说。

培养不出好医生,看病不是贵而是悬

“我1961年上大学,医学实验动物是狗;等到我的学生,实验动物是兔子;等到学生的学生,实验动物是老鼠。从大变小。然而,实验小组却是由小变大。我学习时,做解剖是两个人一个小组;现在是20个人看多媒体,完全没有生命概念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吉林大学医学部学位委员会主任迟宝荣对记者说,医疗改革固然要呼吁政府多投入,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,但是更要关注存在诸多问题的医学教育,否则,培养不出好医生,“看病就不是贵了,而是悬了”。

“医学生和医生,一字之差,却是医学教育的重要责任。”迟宝荣说,目前,高校特别是地方所属的医学院校的教学资源、师资队伍、师生比例、生均经费不足,教学质量已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。在新的形势下,如何完成从医学生到医生的关键跳跃已经成为必须关注的大问题。

迟宝荣认为,目前医学教育仍存在很多问题,其中最麻烦的是医学生的生产实习时间和内容难以保证。生产实习是医学生在校教育的最后一年,不仅是学生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,更是医生职业道德培养的重要阶段。然而,那时的医学生忙于找工作和考研究生,根本难以安心实习,长此以往,必然影响我国执业医师合格率。“现在苗头已经露出来了:有些医学毕业生学历很高,理论水平不错,可是看起病来却什么都不会,当医生可不能眼高手低啊。”

迟宝荣建议,国家必须完善医学人才模式,实施素质教育,加强实践教育的环节,加强对基层医务人员的继续教育,增加他们的培训机会,真正提高他们对群众的救治能力。“随着政府投入加大,医疗保障制度日益完善,看病贵的矛盾将会慢慢得以改观。我担心的是,如果没有合格的医生,那么就是有钱,又能怎么样呢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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